慈濟被詐10.6億，誰是最大受害者？

 

慈濟被詐10.6億，誰是最大受害者？

◎郭翰林

   彰化律師公會前理事長陳昱瑄與通緝犯李易儒，涉嫌利用疫情期間全球疫苗短缺之際，佯稱有管道可協助慈濟基金會採購500萬劑BNT疫苗，進而詐取高達3000萬美元（折合新台幣約 10.6 億元）的委任報酬，並將贓款透過人頭公司洗錢、大量購買 158.8 公斤黃金（市價約 6.8 億元）及豪車藏匿於豪宅，日前遭台中地檢署依詐欺、洗錢等罪嫌起訴。案件曝光後引發社會震驚，慈濟基金會也發聲明回應。

    儘管目前看來慈濟是受害者，但從發表的聲明及不積極究責的相關反應看來，不只各界質疑慈濟高層在此案中展現出的極端反常與黑箱默許。甚至被視為「不太像被害人」。

    如果，慈濟只是「佛心」的對加害人的行為表示遺憾，甚至強調沒有調查權，就技巧地規避被詐10多億的過程與說明，真不知慈濟將如何捍衛慈濟人與眾多捐款大德的權益？慈濟如果捍衛不了多數捐款大德的權益，是不是這群沉默大德才是最大的受害者？

    根據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去（2025）年財務報告，總資產高達1288億元；其中，土地與不動產市值破800億元，捐贈收入達72.54億元。近5年年均捐贈收入皆為70億至75億元間。憑藉穩定現金流，慈濟去年光是靠銀行利息就進帳6.63億元，近5年來，年均利息收入約6億元。

    再從慈濟自己公告的2021年數字來看。以人次計，近九成的捐款，是五百元以下。換句話說，慈濟的主要收入來自捐贈，而捐贈又來自廣大芸芸眾生。額小眾多，相信多數人願是把生活中的小部分收入捐出來，希望能夠涓滴成河，確實能夠幫到需要幫助的人，這不單純是宗教信仰上的積善造福心態，更是希望眾志成城、福澤廣披。所以，一個個穿著慈濟志工制服穿梭在災難現場的畫面，加深小額捐贈者的信念，既不問善款去處，也不須多問，這成了一種善的信念與習慣。

    而10.6億的善款被詐，多數眾生習於緘默，甚至以為個人捐款金額小而不好意思或不敢多問，但這不代表善款被詐欺就不能問，或不容質疑，甚至只能習慣性的緘默。

    畢竟，肯定長年的善行與追究一時的善款被騙本就兩回事，完全不衝突。被騙不可恥，可恥的是遮遮掩掩的態度，到底是甚麼該被遮掩呢？更不該把過往的善行作為究責的遮羞布！

    廣大信眾若想從慈濟內部得知真相，倒不如期待檢調好好深入調查，畢竟調查局從陳昱瑄及其名下公司的可疑金流反向追查，主動聯繫慈濟核對款項性質與交易經過，慈濟才知道自己竟是這起鉅額詐欺案的被害人。

    不管慈濟高層是壞還是笨，在調查局的依法調查下，5年後10多億的善款被騙終於曝光，但慈濟內部是否有追究管理的疏失或不當之處？

    本人高度肯定檢調打擊不法的決心與不棄不捨的調查，同時，更要呼籲相關單位好好重視宗教管理的問題，該立法就立法，別讓宗教獻金成為詐騙的目標或少數有心人士的小金庫。

    畢竟全國宗廟寺宇林立，有家廟變公廟，香油錢再變私產；今日有慈濟「佛心」，明日還有多少未爆的慈濟呢？檢調可以依法查可疑金流，那誰可以查宗教團體呢？請立委諸公發發「佛心」，好好立法，管管宗教團體，別讓多數良善信眾的錢栽在無法可管的宗教上，更讓日常善款莫名被詐，成為最大又最無奈的受害者。否則今日有慈濟的10.6億，明日還有多少「慈濟」的N個億？

-- 2026/08/11 --

（自由評論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法官縱放罪犯是個案？還是逐漸成形的案例？

 

【文章轉載自 新頭殼 2026.09.17 https://newtalk.tw/citizen/view/73789】

法官縱放罪犯是個案？還是逐漸成形的案例？

郭翰林

繼先前彰化的法官縱放毒駕犯，近日又見台北法院劉姓法官一口氣無保縱放10名以竹聯幫龍堂「鬼哥」邱建邦（逃亡至寮國，通緝中）為首的運毒集團成員。法官縱放罪犯的人數從個人、少數到集團，從小罪到重罪，彷彿縱放已成一種趨勢？這令人不得不憂心法官縱放罪犯是連續個案？還是逐漸成形的案例？或是行之有年的便宜行事？

運毒犯所犯之罪為無期徒刑起跳，最重可處死刑，且存在高度逃亡的可能性，所以檢方起訴相關被告時，特別向劉姓法官強調在押人犯都涉犯重罪，應予續押，尤其當中二人還有另案判決定讞，必需轉送執行，有續押的必要性，特別用「螢光筆畫線」提醒這2嫌身份特殊，不宜輕縱，沒想到劉姓法官還是無保縱放！沒有交保金，連電子腳鐐、限制出境都沒有，而釋放的理由竟是「被告認罪」。直到被不斷提點下，才改做出「限制住居」處分。

    依法最重可判處死刑的案子，被告只要認罪，就可以被公然輕輕放下，甚至在某個期限內逍遙法外。這是法官認證犯人判決定讞不用執行嗎？或是法官認證運毒不算重罪？這是堅持捍衛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，推定其為無罪」的法治精神？或者，懼於黑道勢力？甚或有所勾結？還是純粹就是便宜行事、草草結案交差了事？

    據悉法官如果裁定羈押，要花不少時間辦理手續，就算是改為交保，也得等被告覓保結果出爐後才能下班，如果覓保無著落，還可能轉為羈押，又得再耗費一段時間；至於穿戴電子腳鐐，不只要等待科技設備監控中心的配合廠商來安裝，大約3到4個小時。未來若上線後，法官還可能時不時就收到被告違規的告警訊息，況且就算穿戴電子腳鐐，都有可能逃亡成功的案例，一如涉詐助理費的立委高金素梅前辦公室主任張俊傑，法官的心理壓力其實不小，且有持續性，某個程度來說法官的生活也類似被罪犯綁住了。

 

     兩相比較，法官與其耗時啟動相關的防逃機制，不如以「被告認罪」來弱化羈押或防逃的理由，若再加上「保障被害人人權」為遁辭，法官的便宜行事或不作為就成為法治的最大漏洞，從而成為縱容罪犯的幫兇！

    這已經不是法官的見解恐龍或不恐龍的問題，而是法官瀆職或疏失的問題，但法院或主管法官的司法院卻習於說不干預法官獨立審案。如果法官可以變相縱容罪犯，法院或司法院又「尊重」法官如此獨立審案，不願在法官的審案品質上積極把關，進一步讓法官假獨立審案之名行瀆職違失之舉。本該守住正義最後防線的法官，卻諷刺地成為壓垮司法公平、公正的關鍵人物。

    簡單的說：法官權大責小，「自由心證」的審案的結果，不只毒駕可縱放，運毒集團更可集體縱放。似乎對於毒犯或罪犯的縱放，已成了一種變相的案例，此風續長，是不是檢警打擊犯罪，法官卻打擊司法、包庇犯罪呢？

    如果台北刑案重罪，因程序耗時讓承審法官選擇便宜行事、交差了事；那麼民事簡易庭的法官會因案子相對單純而依法秉公處理嗎？還是面對原告被告兩造，不問公平、是非與真相，只要選擇方便結案就是審案的最高原則？

    舉例來說今年2月嘉義地方法院的簡易庭在調解拆屋還地案件，被告質疑原告地下錢莊何以要求拆屋還地時，法官竟要被告在庭後與地下錢莊私下了解與協調，罔顧被告早已被原告地下錢莊多次威脅、恐嚇的恐懼，法官不願公平、公正開調解庭，卻以快速甩鍋的態度開庭。這種簡易到要求兩造自行調解的作風，讓人不得不以為法官習於便宜行事、交差了事？還是早已淪為地下錢莊的幫兇？

    其實不管是審判運毒的刑事法官或拆屋還地的民事法官，不管案子的大小或複雜性如何，如果法官以「結案了事」作為審案的最高指導原則，那麼任何有礙結案的的必要法律程序或措施，就該想辦法消除或合理化，所以連「被告認罪」都成了一種可以「類減刑」的「德行」，好比死刑犯可以教化一般的思維或判刑參考模式；反之，被害人除了承受來自加害人的傷害之外就得沉默，最好不要控告或反駁，才符合受害者的形象。因為，這才能讓法官在判決文上少費工夫，更快結案。

    如果法官在審案的思考上是少費工夫、早一點結案，那麼在思維、文字或方法上發展出一套簡便的複製、貼上的過程就成了某些法官的一種標準審案流程，從重大刑案到簡易法庭都適用的法則，結果就成了加害人的人權被充分保障，被害人的權益成為司法的犧牲品。

    檢警調打擊不法，但法官不能將罪犯繩之以法，甚至成了不法的開脫者或幫兇。不求真相、不辨是非，甚或不分輕重、比例原則，加上體制上「尊重」法官如此獨立審案，若法官偏頗不自律，體制上又不積極把關法官的審案品質上，如此的司法如何成為正義最後防線？

    究其根源，法官的審判權限太大、但相應的責任太小，小到完全不合比例原則。所以，法官不論是有心勾結罪犯或無意的便宜行事，常被合理化為尊重獨立審判而被輕輕放過，這就是恐龍法官不絕的主因。

    期待司改好好從根徹改，別用「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」的話術，來變相卸掉法官應當承擔的責任，司法才能成為守住正義的最後防線！

恐龍法官何時了？

【文章轉載自 新頭殼 2026.07.26 https://newtalk.tw/citizen/view/73122】

新頭殼2026.07.26          恐龍法官何時了？

◎郭翰林

       近日不斷看到司法院的「友善法院 溫暖無礙」的廣告，相較於日前諸多法官的「爭議」判決，見到司法院試圖讓司法親近人民的努力。任何對於司法的改革都值得肯定，但必須嚴正的指出，司改的核心其實在人，尤其是斷生死、評對錯的法官，他們審判的品質、過程與結果，不僅攸關當事人的權益，更直接影響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度。

        過去國民黨黨國威權年代，司法判決常有「一審重判、二審減半、三審豬腳麵線」的現象，讓權勢或金錢強力介入，即便是驚天大案，在漫長司法的訴訟過程中，讓時間沖淡人們的關注或記憶，這種「大事化小事、小事化無事」的腐陋情況，讓法院變相成為某些作奸犯科的「過場」或除罪之處。甚至讓國民黨公然說出「法院是國民黨開的」，這不僅讓全民深惡痛絕，也讓司法無法維持社會正義的印象深植人心。

        因此，蔡英文在2016年就職總統時指出「司法無法親近人民、不被人民信任」贏得熱烈掌聲，被視為了解人民心聲，爾後更展開一系列的司法改革。而今十年過去了，台灣的司法已經成為維持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了嗎？或者說司法被人民信任了嗎？或更直白地說，司法親近人民了嗎？

        日前，台北地院趙姓法官對被吊車輾死的蔡姓母親承認說「她女兒白死了」，相關的法庭對話及審案過程也被批露，引起軒然大波。使得台北地院不得不發新聞稿表示，法官是依法向當事人說明法律要件，但會依此為鑑，提醒所有法官應審慎、溫和、清楚且具同理心的方式進行法庭溝通。

        台北地院的聲明，企圖平息社會怒火，而非真正面對問題。法官審案，固然依法獨立審案、不受干預。目的是希望法官能夠不受威脅，依法秉公審判、維持公平正義。但不應成為主管機關放任法官漠視審案品質，甚或凌辱當事人的藉口。

       其實法官羞辱當事人或強勢或敷衍判案的例子不是個案，台北地院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。過去諸多大惡大非的案例，現在多以「重大社會矚目案件」處理，因此，在執法或審案的過程中，檢察官和法官反倒能夠審慎進行，不敢造次。至少，還見到一些司改的成效。

        相反的，老百姓的小是小非的小案件，尤其是簡易庭的法官，不知是少了社會的關注，還是法官升不上去，只好在簡易法庭內對當事人耍起官威，畢竟在法庭握著審判權，原告或被告雙方誰可說話、誰該閉嘴，從程序到審判，全是法官說的算！這種情況，台北的律師最有感，基本上愈傾向南部愈嚴重。

       舉例來說，民事簡易庭的辯論庭應該預估多少時間才可讓法官從中發現真相？或說要花多少時間足以讓法官透過辯論過程來正確審判？

        想像一下，20分鐘？15分鐘？10分鐘？或5分鐘？或不到5分鐘？

        當然案子不大、訴訟金額不高才會在簡易庭審理，但如果預估的辯論庭的開庭時間連5分鐘都不到，甚至只預估2分鐘，你可以想像一下，這樣的辯論庭該如何進行？是法官天賦異稟，能在不到5分鐘的辯論庭內明是非、知真相的斷案？或者法官早已自由心證，只是在法庭過過場子、走一下既有的司法程序以掩人耳目而已？

        這不是危言聳聽，更不是天方夜譚，而是至今在嘉義地方法院簡易庭還活生生上演的法庭秀？如果法官從法律程序就敷衍當事人，人民該期待有公平的審判結果嗎？甚至法官被當事人檢舉之後，法庭的辯論上，法官不敢明目張膽地偏袒某方時竟由法庭通譯來進行，這是通譯淪為法官的「代打」？還是上下交相賊？

        其實，台北的法官承認當事人的「女兒白死」，訴諸媒體才引起人民撻伐，但全台還有多少法官有類似甚至更過分的情況未曝光呢？甚至在曝光後，也在「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空間」的大旗下被輕輕被放過？除了台北、彰化之外，全台各地到底窩藏了多少此類法官？

        個人絕對尊重法官獨立審案，但想請問「女兒白死」與法官「法律白讀」之間如何取得平衡？

        姑且不論法官是否有著過往的陋習，但若是單純守著「法律人的法律」而罔顧社會事實又背離人民的期待，美其名依法審判，實際卻是容不得當事人質疑或陳述時，他的主管機關，除了「遺憾」的滅火聲明之外，更該有進一步的實質作為，免得獨立審案的法官，自絕於社會，成為只在法條或文字間「獨斷」的「恐龍法官」。

        恐龍法官不絕，正是「台灣司法無法親近人民、無法被人民信任」的主因。司法院若想讓司法親近人民，被人民信任，是該好好對症下藥，別讓少數老鼠屎壞了一鍋粥！